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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教育史论坛分会场简报
  • 来源:教育学院宣传中心
  • 作者:吴艳君等
  • 发表日期:201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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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宣传中心讯(记者 吴艳君等 编辑 张萌)1116日下午,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教育史论坛进入分会场报告环节,来自全国共五十余家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和百余名学生代表分别步入华中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的分会场开展分享交流。


第一分会场


第一分会场为田家炳教育书院624室,上半场由东北师范大学王凌皓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彭焕胜教授主持,下半场由河南大学杨捷教授、台北市立大学方志华教授主持。


河南大学杨捷教授的博士生王永波分享了论文《发展与超越:美国后修正主义教育史学观解析》,主要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后修正主义教育史研究思潮,指出后修正主义的研究对象更加多元,研究结论在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更加折衷客观地反映教育历史问题,其研究范式为美国教育史学迈入21世纪起到了重要的铺垫。


台北市立大学方志华教授分享论文《2000-2019年间台湾关怀伦理学博硕士教育论文研究取向析论》,研究目的设定在了解台湾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论文中,有关诺丁斯关怀伦理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发展趋势。


江南大学蒋明宏教授分享论文《日小学英语教材的比较研究——以江苏译林版《牛津小学英语Fun with English》和日本文部科学省《Hifriends!》为例》,论文选取中日两国目前在发达地区使用的小学英语教材各一套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了中日两国小学英语教材各自的优势及不足,反思本国英语教材有关实用性、难易度、文化价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小学英语课程标准的制定、教材的编写、教材的使用、评价体系等得出一些启示。


澳门大学温如嘉博士分享论文《Teaching Material of Mathematics around B.C. 200 of China: Based on the Newly Excavated Documents》,论文通过使用一些新近出土的文献来研究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数学教材,并将对该时期的数学知识的三个经验方面进行全面讨论。 它们是:用于土地和税收管理的数学教材;用于管理仓储和货物的数学教材;用于劳动和制造业管理的数学教材。


厦门大学陈兴德教授分享论文《大学“学科”演化的趋势与特征》,文章认为学科建设首先应当尊重学科演化的逻辑,关键在于努力把握“学科-大学-社会三者的互动关系。一是要深刻理解学科演化的历史性,二是要准确揭示学科演变的内在逻辑。


高雄师范大学张炳煌教授分享论文《以历史制度论的观点分析德国二轨并立学校制度之发展》,研究旨在运用历史制度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概念,分析德国中等学校制度的持续与变迁。研究结果显示,二轨并立学制呈现德国学制发展路径依赖的现象,是略过文理中学的局部改革。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陈光春教授分享论文《交流之光:孟禄国际理解的理论与实践》,孟禄认为共同文化是国际理解的基础,倡导加强教育提高各国公民知识素养,繁荣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籍此来推进国际理解和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


华中师范大学郑刚教授分享论文《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史研究图景及其发展路向——基于Cite 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论文通过检索高等教育史研究相关文献,并运用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对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史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东北师范大学王睿博士分享论文《论中国教育自信的历史文化逻辑》,论文分为三个部分中国教育自信的历史基础,现实途径,对中国教育自信的思索。中国教育自信的历史文化逻辑是对不可复制的中国教育发展轨迹的描摹,是对中国教育自信独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教育自信形成规律的理论性概括。


台湾清华大学彭焕胜教授分享论文《美国公立小学教师薪资问题续探(1867-1920)》,论文主要探讨美国公立小学教师的薪资情况;男女性别教师是否在薪资上有所差异;教师薪资问题是否影响有志成为教师的动机与其教师专业素质问题。


宁波大学刘训华教授分享论文《留美博士生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基于五校留美生教育类博士论文的文本分析(1910-2010)》,论文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五校百年来的中国教育类博士论文文本作为分析对象,条分缕析,从文本形成时代、致谢、简历等处出发,找寻留美博士生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社会阅历、论文资源、导师指导、家庭故事等叙述维度,从另一视角展现留美生日常生活的百年画卷。


南京师范大学任小燕副研究员分享论文《权力论与合法性: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论文讨论了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实质是政府与学校、社会、教会等多元办学群体对于监管权与治校权的博弈,并最终完成了校董会权力的合法性转向。


华中农业大学王晓慧副教授分享论文《“失败”的隐喻——对20世纪30年代江苏有关女子教育言论的研究》,论文分析20世纪三十年代女子教育失败的隐喻,探寻隐喻在这些失败言论背后的逻辑可以看出,失败之论实际上是在为母性主义的复兴、男性地位的维护、女子教育的正本清源以及民族复兴运动提供舆论支持。


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张恒分享论文《19141946年澳门华人教育法律的转变》,论文通过分析殖民地的华人教育法律在19141946年间的转变,揭示葡方在战后政治和教育上的弱势,为其后中国政府在澳门实行教育活动提供了便利。


台湾师范大学李宜航博士分享论文《从自由到自治——美国「大学自治」之历史探究》,论文认为,厘清美国高教自治史的演进有助于理解美国教育学发展之历史特性,进而对仍不断学习美国的台湾教育学研究,提供具体的历史鉴照,帮助台湾教育学发展能更为稳健、进步。


华中师范大学周娜博士后分享论文《一所大学?一所神学院?——全球史语境中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论文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在比较分析耶稣会在巴西、印度、日本及澳门地区的办学活动的基础上,将澳门圣保禄学院作为耶稣会境外传教的工具或途径来加以研究,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创建背景、发展过程、效应及影响三个维度分析这一教育组织的角色定位及作用,提出它是一所借鉴中世纪大学教学模式的、在地化了的神学院。



第二分会场


第二分会场为田家炳教育书院601室,上半场由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台北市立大学张芬芬教授主持,下半场由沈阳师范大学王雷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深圳大学教授熊贤君主持。


沈阳师范大学王雷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教育文物:教育史学的新价值”的分享。他谈到,教育文物是教育领域内具有文化遗产的内涵、因素、形式等内容,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教育等文化价值要素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优良文化传承、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过程中,教育文物具有新的教育史价值,可以为教育历史寻根、为教育经验作证、为教育成果把关、为教育传承求据,要重视对教育文物的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熊贤君教授作了题为“迈向教师本位的台湾教师专业发展评鉴”的分享。他对台湾教师专业发展评鉴过程中存在的争议及问题做出了客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走向。


华中师范大学申国昌教授作了题为“新中国成立70年区域教育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分享。他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区域教育通史、区域教育断代史、区域教育专题史等方面均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研究范式相对传统、研究方法不够多元、研究地域局部失衡、精品力作不算太多等问题,最后总结了区域教育史研究纵深发展仍需做出的努力。


陕西师范大学李忠教授作了题为“杜威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境遇变迁”的分享。他认为,杜威教育学说在中国经历了从积极引入、热情接纳、合盘接受,到严厉批判、彻底否定、坚决摒弃,再到重新认识、客观分析、理性对待的境遇转折,并强调了教育学健康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


南京大学牛力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民国时期大学学术版图的演变——基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候选人的分析”的分享。他通过对1947年中央研究院150位院士候选人群体经历的分析,呈现了民国时期大学的学术格局及其演变。


湖北大学赵厚勰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教育惩罚的历史分析与现代变革”的分享。他阐明了我国古代教育惩罚的特点、理论基础、师生观和危害,并总结了我国教育惩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希望我们今天在重新审思教育惩罚(惩戒)问题时,要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不要走回头路。


辅仁大学陈俞志助理教授作了题为“北京辅仁大学本笃会时期(1927-1931)的发展情形与办学特色的分享。他探讨了1927-1931年本笃会于北京辅仁大学创立初期的创办理念、推动方式、师生关系及如何兼融中西文化的办学特色等方面的问题。


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恪守与突破:70年高校考试招生发展的中国道路的分享。她梳理了70年来中国高考逐渐形成中国模式的演进历程,并提出中国高考必须要平衡相关主体的权益问题、辨析高考的属性问题、关注教育评价体系及其导向作用、直面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要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问题、完善中国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困境中突围、在改革中发展。


台北市立大学张芬芬教授作了题为“昔问今答:什么知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台湾108课纲知识论的分享。她通过108课纲对课程史上的两个大哉问进行了回答,即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师生共构的、融会贯通的跨域活知识。


浙江大学刘超研究员作了题为“从‘改造’到‘提高’——共和国初期高等教育的历史转型”的分享。他梳理了共和国成立后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变革,认为每个阶段在战略和策略上各具特色,且现在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生成了新的形态,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权建设。


武汉大学刘宇佳博士作了题为“追寻中国教育管理学建设的史学基础——百年中国教育管理史研究之回顾、总结与展望”的分享。她梳理了百年来中国教育管理史的发展历程、阶段特征、所获成果以及未来教育管理史的研究展望。


首都师范大学林伟副教授作了题为“桥接哈佛与中国:查尔斯·埃利奥特与中美大学网络的转变”的分享。他阐述了查尔斯·埃利奥为增进哈佛大学与中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创设哈佛中文教席、招收中国留学生、建立中华哈佛医学校,并于1912年访问中国,这些举措对促进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作用。


宝鸡文理学院李力副教授作了题为“抗战时期国立第七中学在陕办学考论”的分享。他总结了国立七中在1937-1945年长期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与经验,以四个反差总结了国立七中的历史贡献,并呼吁加强对国立中学的深度研究。


台湾师范大学王映文讲师作了题为“郭嵩焘与晚清书院”的分享。她通过介绍晚清首位赴英使臣郭嵩焘的生平,探讨了其生平和与他有关的各书院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清代晚期经历列强侵略后对私人兴办学校所产生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刘幸博士后作了题为“日伪时期辅仁大学史料新探”的分享。他对日伪时期细井次郎在辅仁大学的教育管理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认为细井次郎在北平尽力要建构了一个虚幻而又短暂的裴斯泰洛齐新庄式的教育小世界,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考察有助于我们看到西方的教育观念如何在中日两国发生种种有趣的迁移和碰撞。


悉尼大学李枝航博士作了题为“1919-1937年中国大学的 Nationalism Citizenship”的分享。她从高等教育角度来解释国家形成与大学之间的互动,最后阐明了中国大学在国家建构过程中伟大的文化和政治使命。



第三分会场


第三分会场为田家炳教育书院415室,上半场由华南师范大学黄明喜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刘蔚之副教授主持,下半场由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张耀宗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栗洪武教授主持。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栗洪武教授作了题为“千万字的档案史料再现陕甘宁边区教育的辉煌历史——70年坚持做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整理工作的报告。他谈到《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通览》丛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几代学人70年坚持做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收集、整理而积累完成一项研究成果。这批千万字教育史料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档案,是对边区教育实践的真实记录,也是对边区教育辉煌历史的全面再现。后人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和认识陕甘宁边区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并开展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就是由于有边区教育史料得以完整保存和传世,特别是边区政府教育厅档案的存世;而收集和整理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是教育史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更是教育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幼儿保育系张耀宗教授作了题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观:兼论对幼儿教育之启示”的报告。他谈到陶行知受人高度评价、对于中国教育有其贡献之处,在于他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思想实际应用于实务上。正因陶氏的教育实务经验丰富,因此其思想观点便显得平易近人,而非高度抽象之哲思。至于有关的陶行知研究之期刊论文,数量庞多,可划归一专门之「陶行知」研究。在台湾,历经《幼儿教育及照顾法》通过后,随即施行「幼托整合」,开展幼儿教育之新局面。因此,回头探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观,便有其时代意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观点,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有其共通的要素,只是生活的型态不同。在探讨像陶行知这样的教育家,不免会有其观点是否适用当今变动快速社会之疑问,探讨陶行知之生活教育观点,会带来不少启示。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刘蔚之副教授作了题为“儿童中心还是社会效率?中国1920年代教育体制中的社会效率思维的报告。她谈到透过廖世承、杜佐周、艾伟与王凤喈等四位留美教育心理学者的著作文本、在美就学习成绩与修课记录、博士论文等一手史料,说明了他们在美国学习的教育心理学术养成背景使之深受社会效率派教育研究典范影响;返国后对中国新学制之科学化、经济化与效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结果发现,一般以为影响中国新学制精神非常深的杜威或儿童中心派,其胜利可能只停留在口号与修辞层次;真正获得全面胜利的很可能是其对立阵营,也就是80%留美教育学者所学之社会效率派。


南京师范大学刘齐副教授作了题为“‘免费的’餐食:对明代国子监监生饮食生活的考察”的报告。他谈到国子监作为为国育才的重要场所,受到了明代统治者的格外关注。在保障监生基本生活的同时,也细化了国子监学规,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管理。其中,对于监生们在学期间的餐食的品种、数量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并引起了监生们的不满。特别在后世,这些规章制度更是流于形式。仔细分析有关监生餐食的说明,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明代国子监的培养目标及监生们实际学习生活状况,也揭示出皇权高度集中背景下的治理逻辑。


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谢文庆副教授作了题为“论孟子群体自我建构教育思想”的报告。他谈到孟子的群体自我是面向群体的自主意向,具有内在统一性,是生活在群体中的人的鲜活自我。他以性善论为哲学基础,强调了反求诸己的内在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形成儒家独特的内在精神成长,是儒家教育的内核。士人要坚守浩然正气的自由人格,打通内在自我与群体社会之间的桥梁,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通过教育消解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紧张,体现终极的人文关怀。遗憾的是,由于群体自我具有不可解决的伦理悖论,未能构思出自由人格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也无法始终保持教育学术研究的自由向度。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熊宗武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人人要带土气,处处宜有书香——论金海观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报告。他谈到金海观是我国著名的乡村教育家,他主张乡村师范设在乡村,招收乡村学生。为造就适应乡村工作的人才,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师范专业精神以坚定从事教育的信念;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有机结合以使学生既获得乡教技能的全面发展,又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开展与乡村相适应的劳动教育让学生适应乡村生活;通过办理民众教育等具体活动磨练从事乡村建设的意志,增强他们改造社会的能力。金海观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在当今仍有重要价值。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郭景川讲师作了题为“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史:类型、特征及走向”的报告。他谈到为了推动教育变革与发展,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频繁交往、相互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交流氛围。就交往类型而言,民国教育家的交往活动概括起来可分为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种。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及教育研究的深化,教育家的交往活动由以地缘交往、学缘交往为主,逐渐向崇尚志缘交往转变。教育家的交往活动对近代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以及教育家个人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黄明喜教授作了题为“蒋信师从湛甘泉事迹考辨——兼论明代‘王湛两家递相出入’的教育机制”的报告。他谈到蒋信是明代中晚期一位重要的教育家、哲学家,他创造性地提出“万物一体”的教育理念,促进了中晚明心学教育思潮的深入发展。如果以师生关系为主线,揆诸蒋信始入阳明而终归甘泉的若干重要思想史事件,厘清其与湛甘泉长达三十七年的交谊,书信往来以及相互之间的学术价值取向,则可以认定蒋信应属于甘泉学派的嫡系传人,而非阳明学派的阵营人物。通过蒋信师从湛甘泉始末这一个案分析,透视京师问业湛甘泉、随从湛甘泉入南京国子监并分教诸生以及创设桃冈书院来宣扬湛学等具体事迹,这不仅有助于认识蒋信转师王阳明与湛甘泉之间而产生的学术自由和思想活力,进而理解“递相出入”确是整个明代心学教育勃兴的一大教育机制,亦可促进明代心学教育流派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娅教授作了题为“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与教育史学研究”的报告,她谈到20世纪中叶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手逐渐取得较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转向:一是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二是人类学的历史学转向。其中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视域,使历史研究者的眼光逐渐从上层转向下层,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的政治史,转而关注普通的民众史,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促使历史学研究者重视文献研究的同时,更重视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利用;倡导从区域出发理解整体历史。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不仅拓宽了教育史研究的视野,促使教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变化,而且为区域教育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于书娟副教授作了题为“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空间演进与省思——以江阴与江阴文庙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她谈到教育空间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江阴与江阴文庙为例,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视角,对教育空间的演进进行考察与探讨。研究发现:在城市化和“废科举,兴学校”的历史进程中,江阴城市教育空间由传统的庙学、书院空间,转变为西式的教育空间。伴随着教育外部空间形态的改变,内部空间也相应地做出了改变,即空间的使用主体随之扩大,空间的形态与构成也趋于西式。以史为鉴,近代江阴城市教育空间的变迁,也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教育空间和空间观念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李永讲师作了题为“‘智者’教育之旅的‘迷雾’:五四时期杜威访华若干问题之厘清”的报告。他谈到旅行可被视为一种教育、社会和文化的活动。1919430日,美国教育家杜威受邀访华。当前有关杜威访华之行的初衷、组织、经费、续假、往返时间等问题,在学界或尚未关注,或存有异议,或谬误频出,希望对于上述问题的释读,有助于还原一个真实的访华之行,并以此纪念杜威访华一百周年。


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王鸿英讲师作了题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募捐及其启示——以广东省为例”的报告。她谈到通过梳理广东省内的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和私立广东国民大学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募捐活动及海外华侨华人对它们捐助态度,发现三所高校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募捐方式主要有专人劝捐和印发劝捐册两种。三所高校的募捐活动对当下教育募捐有一定借鉴:一是建立完备的筹捐体系;二是设立专门的劝捐专员;三是鼓励、激励校友和友好人士捐赠;四是捐赠类型多样化。


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魏珂讲师作了题为“论南宋书院教育物件的伦理理性”的报告。他谈到南宋书院教育物件是伦理理性的物质载体。教育物件是指包括学田、钱粮、建筑、图书在内的物质投入;伦理理性是伦理理性主义的简称,即人服从外在道德法则的自觉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外延由物理、义理、天理、道理、事理构成——体现书院教育家对物质、经典、法则、个性、实践的哲学体认。南宋书院教育物件为理学教育哲学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伦理理性为南宋书院的教育物件提供象征意义。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尹瑞晗博士作了题为“明代女教书《内训》研究初探”的报告。她谈到《内训》的成书反映出,明代帝后表面希望后宫诸妃观览之余能时时警惕,以成为万民敬仰的母仪典范。实际上,在已出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明代,允以女性识字便于学习女教,无非是让女性服膺于思想、行为,礼法等方面的统治,便于对其规范管理,以保国之安定。著述作者徐皇后身份更为特殊,又因首次将「积善」思想纳入其中,单列「积善篇」与「迁善篇」为单独德目,使得《内训》一书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同时亦符应了明代社会中劝善思想鼎盛发展之特征。



第四分会场


第四分会场为田家炳教育书院1007室,上半场由北京师范大学王晨教授和台北教育大学洪福财教授主持,下半场由河南大学赵国权教授和台中教育大学林彩岫教授主持。


河南大学赵国权教授作了题为“对文庙、学庙、庙学文化的再认识”的报告。在他看来,“文庙是一种与武庙相对的、主祀先儒先贤或有功文臣的礼制性建筑,体现出历朝历代‘文治’的政治意图,负载有‘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韵味’。狭义上的文庙,则专指主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时代,传承和发展文庙、学庙及庙学文化,我们需要做到:一是全面认识,予以准确定位;二是在史料搜集与整理、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文庙学”“庙学学”等“专学”;三是科学规划,增强保护力度;四是充分展示利用,发挥其公众服务及教化功能”。


台中教育大学林彩岫教授作了题为“斯里兰卡职前教师教育发展之研究”的报告。她从斯里兰卡教师教育发展之历史脉络出发,依靠大量一手资料,来理解斯里兰卡职前教师教育的发展情况。在研究中追溯了斯里兰卡广义的教师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政治经济因素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澄清了斯里兰卡的教师教育的内涵。对国立教育学院(National College of EducationNCOE)的建校数量、规模、位置、分布、学生待遇、入学与培养要求、师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陈述,也明确了管理招生学生流向、课程的机构。


长江大学陈竞蓉教授作了题为“克伯屈与中国留学生”的报告。她对美国著名教育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教育哲学系主任的威廉·赫德·克伯屈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从克伯屈的教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留学生的关照程度、学位论文指导、生活关怀等方面解释了克伯屈与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在她看来,这种亲密关系推动了克伯屈来华进行学术活动,以及师生之间频繁的跨国学术交流。这从宏观上加强了中美两国文教界的联系,加快了近现代中国教育学人融入国际教育学界的进程;促进了中国文教界与国际教育学术界的直接对话,助力中国教育与世界接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实验的深入开展及本土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


湖北大学李木洲副教授作了题为“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现代化: 历程、经验及启示的报告。他认为,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的现代化历经了经验化考试招生、标准化考试招生、综合化评价招生和动态化评价招生等四个阶段,此四个阶段又分别代表着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现代化的缘起与萌芽、肇始与变革、深化与转型、趋向与新探。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现代化的主要经验包括体现强国意志的理念引领、追求技术创新的研究传统、注重依法招考的治理模式以及发挥社会团体的智库作用等。结合我国高考国情,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现代化的启示主要有:一是高考制度设计应构建突出效率兼顾公平的人才选拔格局;二是高考改革应重视考试数据和标准的开发与应用;三是高考改革应注重中学与大学的校际互动与衔接;四是高考录取制度应适应不同高校的多元分流招生需求”。


中正大学顾晓云副教授作了题为“英国二次大战期间的民主与教育改革论述研究”的报告。她重点探究了英国二次大战期间的民主与教育改革论述,尤其是论述中呈现的“民主与教育”之间的紧密关系。首先,她阐释并对比了“自由主义式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民主”这两种民主理论,以说明这两种民主理论的异同。接着,依此为理论基础,分析和比较了Fred Clarke1880-1952)、H.C.Dent1894-1995)、R. H. Tawney1880-1962)、Shena Simon1883-1972)四人的教育改革方案。在她看来,“‘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对于国家干涉教育的程度有着不同的预设,而此预设也反映在离校年龄、公学和直接补助学校三方面议题的论辩中”。


盐城师范学院程功群讲师作了题为“海峡两岸高中历史教科书‘抗战’形象的记忆塑造及影响——基于‘翰林版’和‘人民版’的比较”的报告。他指出,“历史记忆是塑造青少年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高中历史教科书则是历史记忆的载体与媒介,影响着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抗战’作为国家认同的符合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但是,受政治意识、政治立场、价值观念等影响,海峡两岸高中历史教科书所呈现的“抗战”形象,在文本阐述、抗战精神凝练、抗战胜利意义和插图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甚至出现大相径庭的描述,从而造成海峡两岸青少年对“抗战”形象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知,影响了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海峡两岸“抗战”形象的记忆塑造差异,反映出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王晨教授作了题为“师范教育制度化背景下西方教育史知识系谱建构——基于晚清民国教育史教科书的数字人文学分析(1901-1944的报告。他在数字人文学的框架下,考察了近代中国引入日本师范学制、教育史学科和日美教育史出版物的过程和史实,并通过定量方法分析晚清民国30部师范教育史教科书编纂之制度环境、引文网络和书中西方教育家的选入特征,展现了教科书编纂以日为师转换过渡以美为师三个阶段中教育史教科书内容的来源、结构及引用关系,据此提出了教育史教科书中5类西方教育家群体的理想类型,揭示了教育家群体“正当性”判断与“德日系”“美系”学派分野的联系,从而为理解跨国框架下1901-1944年间西方教育史乃至教育学知识系谱在中国的输入、建构和变迁过程奠定了基础。


台北教育大学洪福财教授作了题为“从形式整合并到实质整合——近年台湾幼托政策发展与待解议题”的报告。他以台湾在1949年至2011年幼教机构发展情形为讨论焦点,梳理了幼教机构在台发展的脉络。在他看来,“1949年以来,台湾对幼教机构采取自由取向的管理方式,使得整体幼托机构数量日增,幼教机构快速成长,其中尤以私立为盛。幼儿园与托儿所的数量规模逐渐扩展,但幼托机构间差异益见模糊,原先两类机构分立设置的功能,随社会变迁、家长需求、教保经营理念等主客观环境的转变,致使两类机构间功能交集日增;面对两类机构的功能、质量、教保内容、成员素质、数量等存在的可能落差,成为各方论述的重点议题”。


澳门理工学院陈志峰副教授作了题为“谭立明及澳门劳工子弟学校之创办”的报告。他重点爬梳相关的历史文献,辅以相关人士的口述访谈,企图还原澳门劳工子弟学校创校的经过,进而探究新中国成立之初,澳门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问题。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之时,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被葡萄牙人殖民管治。当时政治局势不稳定,社会经济不景气,加上澳葡政府对华人教育撒手不管,华人子弟、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问题严肃。于是,爱国进步社团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便呼吁社会要‘救济失学,维持就学’,倡议成立澳门劳工教育促进会,推动工人阶级教育工作,选出爱国教育家谭立明, 创设澳门劳工子弟学校


首都师范大学刘峻杉副教授作了题为“先秦‘文’的观念史及其教育意义”的报告。他认为,“对于中国当代教育语境中的‘文化’的理解要追溯早期‘文’的观念演变,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的‘文’的字形来看,人形‘文’与交错‘文’的两类特征就存在着发展融合的轨迹,而为学界所广泛使用的‘文’之初义的‘文身’说,在解释上其实有很多难点”。


华中师范大学王莹副教授作了题为“西方教育史研究的分期、 特点与新趋势的报告。她通过整理分析史料,提出西方学术界对教育历史的研究可概括为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对教学论、学校历史和教育学的历史研究,表现出明显的辉格主义特征。第二个时期为学术制度化时期,呈现出波浪式的高潮和低潮发展阶段。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起飞、70年代的高速发展,到80年代步入低潮,90年代的缓慢发展。到21世纪时,西方教育史研究迎来了多样化时期,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研究趋势。


周口师范学院黄宝权副教授作了题为“教育心态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的讲话。在他看来,“心态史以历史人物的内部精神状态与心灵活动为研究重点,以‘深描’的方式揭示历史人物的内心独白,重视探究人日常的行为、观点、态度、看法等对历史任务精神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将心态史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有利于解决教育史研究的同质化现象,拓宽教育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缓解教育史的学科危机。教育心态史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要树立‘大史料观’、注重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对历史人物的心态分析要注重语言的深度描述”。


四川师范大学牛君霞讲师作了题为“70 年来台湾地区大学法修正中研究生教育演变的制度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的报告。她认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探究台湾地区大学法修正中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历史变迁,为分析大学法修正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可分为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作用理论。研究发现,政治经济等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法的制定和修正;大学法修正后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大学法作为一种制度得以持续存在,而外在重大的社会事件等原因导致的关键节点使大学法进一步修正。‘大学法’的修正对研究生教育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不可能存在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的‘大学法’;一味强调简政放权、大学自治,会出现供需失调、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通过教育法律法规来宏观调控、制定规划、管理评价是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策略,亦为促进教育公平‘打基础管长远’的根本方法。


台湾师范大学罗智韦博士作了题为“宋代士人在书院的生活:以学习、学规与学礼为核心的讨论。他着重探究了宋代士人在书院的生活状况,并着重学习、学规与学礼的讨论。在他看来,士人在书院的学习生活,触及道学家各式读书之法、讲论者与诸生讲论之况、书院的身体规训与书院的筹设、位置与建制。宋代书院的讲论者除研经论道,读书法之教授亦是其特点,在书院中,从学者可从讲学者获得学术精义,亦可从其学习读书之法;至于讲论状况,不同学者因其为学形式,而使讲论方式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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